超现实主义影像构建
后现代主义电影在叙事结构上的一大特点是对传统叙事逻辑的挑战和破坏。其中，超现实主义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用以打破观众对于故事发展的预期。通过不断地跳跃、重复和断层，导演们创造出一系列难以捉摸、充满意外性的镜头，这种方式不仅使得观众无法预测接下来的情节，还强化了电影中的主题寓意。
例如，在克林·伊斯威塔（Krzysztof Kieślowski）的《三色》系列中，每部片子的标题都来自法国的一个颜色，而每个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颜色的不同情感展开。这不仅突出了颜色的象征意义，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符号和表达手段的重新解读。在这样的背景下，影像本身成为了一个超越言语界限的表现形式，它可以直接触及观众的心灵，从而形成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系。
反叙事技巧运用
随着后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传统线性叙述开始显得陈旧且无力回应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问题。因此，一些导演选择采用反叙事技术来呈现他们想要表达的情感或思想。这类电影往往缺乏明确的情节发展轨迹，而是通过碎片化的镜头来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或是在角色之间建立起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
比如，在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看到生活真实而混乱的情况被捕捉到画面之中。他将摄像机置于角落，让剧烈震动或偏转角度，使整个场景显得凌乱无序，同时也反映了人生的这种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这种方法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人生，是如何因为微小事件就可能发生巨大的改变。
多媒体元素融合
随着科技进步，对多媒体元素融合后的审美需求日益增长。在后现代主义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效果、大屏幕显示以及其他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以增强视觉冲击力并扩展叙述空间。这些新媒介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工具，他们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视觉风格，从而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看体验。
例如，在詹姆斯·凯梅隆（James Cameron）的大型制作片《阿凡达》（Avatar）中，他运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先进的地球物理学模型，将虚拟世界完美地呈现在屏幕上。而这背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实现视觉上的奇迹，更是一种对环境保护问题进行隐喻性的探讨，以及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思考。
模仿与讽刺游戏
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与其说它寻求创新，不如说它更喜欢模仿，并在模仿之后加以讽刺。在后modernist cinema领域，这一策略经常表现为对传统题材或者流行文化元素的引用，但却总是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嘲弄意味，如同是在历史长河里抛弃了一枚石子，看着涟漪逐渐消散，然后再回来看那些曾经高贵的事物现在变得如此荒谬可笑。
比如，《辛德勒의名单》（Schindler's List, 1993年）虽然是一个关于二战时期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史诗，却同时包含了大量幽默元素，比如施纳伊德尔（Oskar Schindler）的幽默言辞等，这些幽默不仅缓解了严肃主题带来的压力，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苦乐参半人性的哲学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情况下，也有希望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小确幸之处。
社会批判与政治意识
作为一种具有批判精神倾向的手法，许多后modernist cinema试图揭示社会底层问题，并促使公众关注这些通常被忽略的问题。此时此刻，这些作品并不只是娱乐手段，更是一种信息沟通和社会评论工具，有助于推动社会正义话题得到更多关注和讨论。
认知实验与心理分析
最后，由于後modernism映画追求的是非线性思维，因此它们经常使用认知实验式的情节设计，即提出一些矛盾或者悖论，然后让观者自己去思考解决方案。这类技巧既能激发觀者的参与感，又能进一步阐释電影中的深层含义，为観眾提供更多想象空间。
例子之一就是在莱昂内尔·福特里斯特（Lionel Fogarty）的《我不是你想知道我的》（I Am Not the Name You're Looking For）这部澳大利亚原住民电影中，当主角站在沙漠边缘，被迫决定是否要踏入那条他已经跨过数百次但又始终无法真正掌握的地方，那个地方代表的是他的祖先土地、家族记忆以及身份认同——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个人回忆构建出来的一个神秘而又充满悬念的地理位置。
